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深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認識到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已暫時處于低潮，黨內一些人卻主觀地認為革命形勢“一直高漲”，不顧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確定實行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暴動總策略，不顧客觀可能盲目舉行武裝起義。由于大革命失敗后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實行極其殘酷的大屠殺，在黨內有些人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階級復仇情緒，因而在起義過程中不注意政策與策略，一味地采取燒殺政策。因此，大革命失敗后一段時間，黨內一度出現了“左”傾盲動錯誤，使革命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黨在國外召開的唯一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之所以要在莫斯科召開方面固然是為取得共產國際的就近指導，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在國內也找不到一處能夠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安全之處，中國革命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大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二是關于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黨的六大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在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黨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點，如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

黨的六大之后，國民黨新軍閥間的混戰為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中國革命得到了復興。根據地和紅軍得到了發展壯大，白區黨的組織也逐漸恢復發展。到1929年6月，全國黨員已增加到近7萬人，到1930年9月，發展到12萬余人。遭受重挫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也有了一定的恢復與發展。

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百業蕭條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似乎出現了對革命有利的形勢。在中國，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出現了愈演愈烈的趨勢，中國革命在復蘇中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急躁情緒逐滋長起來，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一再指示中共中央要反對“右傾的機會錯誤和傾向”。受其影響，到1930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執行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的策略，各地要組織工人政治罷工、武裝暴動和發動兵變，要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1930年5月，以蔣介石為一方，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為另一方的中原大戰爆發，雙方投入的總兵力達百萬人。國民黨新軍閥的大混戰，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觀形勢。這時，周恩來前往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六屆一中全會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常委，同年11月轉為政治局常委)，沒有認識到敵強我弱的總態勢，過于樂觀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這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已經具有全國性武裝暴動的條件，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就不會有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而農村包圍城市是“極其錯誤的觀念”。李立三等人還制定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計劃，要求力量還相對弱小的紅軍攻打敵人設防堅固的中心城市，甚至還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在執行“立三路線”的過程中，紅二軍團由一萬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并喪失了洪湖根據地;紅七軍由六千多人減少到兩千人，喪失了右江革命根據地。白區黨的力量也遭受嚴重損失，先后有11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平全部瓦解，這本是可以避免的損失。革命僅靠一時的熱情和勇敢是不夠的，更不能盲目蠻干，革命者不但要敢于斗爭，而且還要善于斗爭。

李立三提出中國革命爆發必然掀起全世界大革命的觀點，意味著中國即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顯然超過了共產國際所允許的范圍。這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作出《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對李立三提出批評，并且派周恩來、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1930年9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誤。會后，李立三也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

黨雖然從組織上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沒有清除產生“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由于中國革命敵強我弱的局面在短期內難以改變，黨的成員又大多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使得以急躁冒進為特征的“左”傾思想在黨內有相當的市場。以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為標志，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統治全黨。在這次中央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由于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米夫的支持，原本僅是一般干部的王明竟然搖身而變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權的實際操縱者。

王明等人雖然在莫斯科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受到相對比較專業的理論訓練，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他們都很年輕，入黨不久即去莫斯科學習，剛剛回到國內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及隨后進入中央領導層，雖然不乏革命熱情，但缺乏革命斗爭的歷練，也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只能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照搬照抄俄國革命的經驗。由于他們在革命斗爭中沒有取得明顯的業績，從莫斯科回來后一步登天進入中央領導層，因而在黨內的威望并不高，于是，為了推行其“左”傾路線，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開展所謂黨內斗爭，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略中國東北，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的殖民地。九一八事變使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黨面臨如何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把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進的新問題。可是，中共臨時中央卻機械地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這樣嚴重脫離實際的口號，他們看不到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甚至提出中間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并且繼續推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結果使革命力量遭到敵人更大的破壞。長期堅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也由于屢遭敵人的破壞而不能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

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后，進而在根據地內全面貫徹其“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在“嚴鎮壓反革命”的口號之下，肅反嚴重擴大化。在土地政策上，將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消滅富農的政策套用到根據地，實行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強調在分配土地中，地主豪紳及其家屬根本無權分得土地，富農已分得的土地應交出來重新分配，好田應當轉分給雇農、貧農、中農而把他們的壞田調給富農，這等于不給地主富農以生活出路。中共臨時中央還組織開展聲勢浩大的“查田運動”。實際上，中央蘇區自開展土地革命以來，土地問題已基本解決，個別地方土地分配不公的問題稍作調整即可。由于采用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去査土地、査階級，結果要么就是將已經斗爭倒了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斗爭一遍，要么就是在清所謂漏網地主富農的名義下人為地將中農拔高成富農富農上升為地主，擴大了斗爭對象。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手段，打擊不同意見的干部。他們先在福建開展了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繼而又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實際上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的各項正確主張。

1932年7月，蔣介石調集約30萬軍隊，發動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在這之前，紅四方面軍曾取得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等戰役的勝利，紅軍和根據地都有較大發展，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但是，當時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張國燾，貫徹“左”傾教條主義甚為積極，而且排斥異己，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并且被勝利沖昏頭腦，竟然認為國民黨軍已是不堪一擊的“偏師”，盲目輕敵，致使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這次“圍剿”，主力兩萬余人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部隊歷時兩個多月經陜南到達川北地區，

開辟了川陜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蔣介石集中10萬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六屆四中全會后被派去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兼紅三軍政委的夏曦，堅持其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方針，采取錯誤的肅反政策，同樣犯了擴大化錯誤，造成根據地和紅軍嚴重的內傷。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先是輕敵冒進，后又消極防御，致使紅三軍(即原紅二軍團)被迫離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轉戰到黔東地區。

1933年秋，蔣介石在經過半年的精心準備之后，自任總司令，調集100萬軍隊向各革命根據地進攻，其中以50萬兵力從9月下旬起進攻中央蘇區。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的時候，中央紅軍已發展到了8萬人，如果策略和指揮得當，是有可能粉碎這次“圍剿”的。但是，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將紅軍的指揮權全權交給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李德并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采取“以堡壘對堡壘”、與敵人進行短促突擊的作戰方針，先是命令紅軍全線出擊，攻打敵人的堅固陣地，進攻受挫后，又分兵把守，與敵人拼陣地戰。雖然廣大紅軍指戰員浴血苦戰一年，終未粉碎敵人的“圍剿”。

當時，曾出現過一次打破蔣介石這次“圍”的機會。原在上海堅持抗日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由于蔣介石采取對日妥協政策，被調到福建來進攻紅軍，結果引起了第十九路軍將領的不滿，他們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反蔣，并派代表同紅軍進行談判，雙方簽訂反蔣的初步協定。一開始，博古和中共臨時中央是主張聯合第十九路軍的，但隨后不久，由于共產國際致電中共臨時中央，警示其應與第十九路軍保持足夠的距離，中共臨時中央對第十九路軍的立場立即發生轉變，認為第十九路軍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武裝部隊”，他們抗日反蔣是“欺騙群眾”。中共臨時中央不但沒有將紅軍主力東調去配合第十九路軍作戰，反把主力西調永豐地區，繼續勞而無功地攻打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在第十九路軍失去紅軍后援的情況下，蔣介石利用軍事和政治兩手，迅速將福建人民政府摧垮。蔣介石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騰出手來集中力量進攻中央蘇區，不斷向根據地腹心地區推進，中央紅軍指戰員雖然進行了殊死抵抗，但由于指導方針的錯誤無法扭轉被動局面。1934年4月中，中央蘇區重要門戶廣昌失守。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臨時中央經共產國際批準，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向外轉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8.6萬余人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從江西于都等地出發，開始走上漫漫長征路。長征初期，博古和李徳等人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帶上各種壇壇罐罐，貽誤戰機，紅軍雖然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但自身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到1934年12月渡過湘江后，全軍由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之所以連續發生“左”錯誤，從社會根源上來說，主要在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導致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弱小，決定了黨員的成分主要來自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在黨內領導層占了相當的比重。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很高的革命熱情，但小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也容易出現“左”的偏差。對于這個問題，1945年4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作過深入的分析，指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不但從黨外說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由于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的偉大勝利，由于中國現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歷史發展決定了中國不能有強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此外，即使工人群眾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因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定的，不足為怪的。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即不從階級力量對比之客觀的全面的情況出發，而把自己主觀的愿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成全面，局部當做全體，樹木當做森林。脫離實際生產過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書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

第二，在政治傾向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來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于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于“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

第三，在組織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于中國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行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由此可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之所以連續出現“左”傾錯誤，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那些犯過“左”傾錯誤的人，本質上都是革命者，而且都希望革命更早些勝利。但是，由于他們大多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這樣也才能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缺乏革命斗爭的歷練，但由于他們能說會道甚至會寫，因而能在黨內嶄露頭角，迅速進入中央領導層。由于他們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不注重基本國情的掌握而機械地把俄國革命的模式搬到中國，從而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危害。同時也應看到，黨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由于對右傾錯誤已有切膚之痛，對右傾錯誤給革命造成的危害認識深刻，而對“左”的危害卻缺乏深刻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