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博古等人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長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對于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長期以來，黨史界有一個傳統的說法，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上沿用了這樣的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所以，傳統的說法就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但近些年來，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更有人認為，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并不合乎事實的說法”，“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

對于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問題，不能簡單地從毛澤東當時所擔任的職務上去判斷。誠然，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僅僅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會議決定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既沒有推舉毛澤東為總書記或“在黨內負總責”，也不是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但在貫徹遵義會議的過程中，在領導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如指揮四四渡赤水)并最終取得長征勝利的斗爭中，在與張國燾進行斗爭維護黨與紅軍的團結統一中，在隨后由蘇維埃革命轉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毛澤東發揮了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關于長征的一段回憶頗能說明問題:“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志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看商量，談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么安排好，表示贊同。”

這段話一方面說明張聞天為了黨和紅軍的團結，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體現了一個革命者坦蕩的胸襟，但同時也說明張國燾此時想得到的并不是總書記這個職位，而是企圖擔任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獲得對于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在當時的情況下，盡管張聞天在黨內擔任了總書記(也有人說是負總責)，但由于他長期從事黨務和政府的工作，沒有軍事工作的經歷，在軍隊中的影響有限。當時大敵當前，又失去了根據地，所謂黨的領導權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于軍隊的指揮權，這也是張國燾要全力抓到軍權而可能對總書記這個職位“不滿意”的原因。從這一點來看，遵義會議雖然形成了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中央集體領導，但恐怕不能說張聞天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的核心。

張國燾本來是一個權力欲望極強的人，看到中央紅軍經過半年多的長征實力大減，人數大大少于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野心迅速膨脹，在個人野心沒有實現的情況下，不斷找借口拒絕北上方針，而且在中共中央不得已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之后，竟然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這其中有兩個因素甚為重要:一是張國燾自恃自己在黨內資歷老。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長期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參加過一大的只有他和毛澤東。二是自恃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人數遠遠超過紅一方面軍。當時，紅二方面軍還沒有組成，一方面軍原來的力量要超過紅四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時一度達到十余萬人，僅僅參加長征的主力就多達八萬余人，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導致湘江戰役中遭受重大損失，加上此前此后的戰斗及非戰斗減員，到兩軍會師時，紅一方面軍人數只有兩萬人左右。兩軍實力的不對稱，使張國燾的個人野心膨脹，于是公然伸手要官要權。但是，張國燾很清楚，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發展壯大離不開毛澤東的領導，導致紅一方面軍遭受重大損失的責任人不是毛澤東，而是以李德和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此時毛澤東已經結束了寧都會議后“靠邊站”的狀態，而且在遵義會議上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而當時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來自1935年8月上旬的沙窩會議(即中央政治局會議)后積勞成疾終于病倒，有一-段時間甚至昏迷不醒，項英則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陳云在遵義會議后根據中央的決定前往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博古剛離開總書記崗位，張聞天沒有軍事工作的經歷與經驗，所以張國燾真正忌憚的是毛澤東。這從他后來的回憶中都不難看出端倪，其中除了為自己辯解外，就是一再對毛澤東進行指責，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影響。

當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有一個 過程。遵義會議后一段時間， 由于重要的軍事行動都由政治局會議集體討論，而戰場上敵我雙方的情況往往瞬息萬變，軍事指揮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經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中共中央決定新“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成為紅軍的最高指揮機構。在隨后四渡赤水的過程中，林彪曾對毛澤東的戰略意圖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行動主持大計，由彭德懷擔任前敵總指揮，在同年5月召開的會理會議上，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人都對林彪提出批評，并明確提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并贊揚“毛澤東這一時期的軍事領導藝術”。這表明，新“三人團”成立后特別是會理會議之后，毛澤東實際上已成為黨在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中心工作是武裝斗爭，所謂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最重要的也是體現在對軍事工作上的領導權和發言權。在遵義會議之前，雖然從黨的二大起就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要領導人稱委員長，中共四大開始稱總書記)，但中央并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領導集體。鄧小平說:“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 -代開始。”而這個領導集體形成的起點就是遵義會議。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成為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職務的變動情況如下: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沙窩會議)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 1935年11月，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情況下，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上的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 1936年12月，三支主力紅軍實現會師，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決定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黨中央軍委，此前的中革軍委是中央政府的軍委，第二次國共合作后取消了中央蘇維埃政府，中革軍委實際上也隨之取消)，毛澤東為書記(稱主席);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黨的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

很顯然，領導地位不能單看擔任什么職務，更重要的是要看擔負什么責任，發揮什么作用。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實際上起到了領導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